外贸城市的黄金年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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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0年到2008年部分年份GDP20强城市

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，沿海地区以贸易见长的工业城市也迎来了黄金年代。随着中国成为“世界工厂”，东部沿海地区以外贸见长的城市，相对地位迎来了蹿升。

在广东，佛山、东莞是广深之外的明星。1990年，佛山、东莞GDP还分列全国21位、27位，尚未进入全国二十强；到九十年代中期，佛山已进入全国二十强行列。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，佛山、东莞发展进一步加速，到2005年两座城市分列全国第13、第16位。到2008年，佛山GDP已排到全国第十一位，仅次于四大直辖市，深圳、青岛两个计划单列市，苏南的苏州、无锡和广州、杭州两个省会城市，超过武汉、成都、南京等大省省会，达到相对地位的顶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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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浙江，同样是外贸大省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，杭州和宁波经济总量持续攀升，杭州到上世纪末期只排在京沪穗深和天津、重庆、苏州之后，稳居全国第八，而宁波的排位攀升速度更快，1990年19位，1995年16位，2000年13位，2005年12位。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，宁波经济总量紧随佛山之后位列第十二位，亦领先武汉、成都、南京等。

在北方，拥有大港，制造业和外贸发达的青岛，经济表现相当坚挺。自80年代中期开始，青岛一度跌出GDP十强之列，到1995年的全国排位已降到13位；但九十年代后期青岛开始发力，重回全国第十，超越武汉、成都等，2008年青岛甚至一度反超无锡，跻身全国第九位。

沿海地区外贸城市的崛起，正是中国成为“世界工厂”历史过程的缩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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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北京

时至今日，在中小学的地理教科书中，中国的经济中心仍然是“上海”。但事实上，大多数人早已不再把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。除了GDP总量高于北京以外，北京拥有比上海更多的大企业总部，更庞大的金融资产规模，更多的上市公司和新经济企业……

但这一切，并不是凭空而来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上海和北京的差距远较现在更大。前文已经提及，1980年上海的GDP是北京的2.24倍，这个差值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缩小，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早期，京沪两地的发展速度几乎持平，总量比值大体维持在5:3的水平。而广州的增速远远快于京沪，因而广州和京沪两地的差距都快速缩小。

但到了九十年代后期，北京的增长势头和上海、广州出现了明显的分野。北京的增速明显超过了上海和广州。1995年，北京GDP相当于上海的60%，广州的120%；到举办奥运会的2008年，北京GDP相当于上海的79%，广州的135%。

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工业是最主要的产业部门，各地GDP的差别，主要就是工业产值的差距。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，以金融等为代表的服务业，以IT为代表的科技产业，其地位日益吃重。北京高度聚集的权力、资源和人才，快速转化为真金白银的GDP，这缩小的不仅是京沪之间的总量差距，更反映京沪两地经济影响力的此消彼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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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津沪以下，重庆、广州、沈阳、武汉、青岛、大连、成都、哈尔滨、南京、苏州、杭州的GDP都在40亿到60亿之间。（注：本文中所指的四川和重庆，均指提及该市时当时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实际范围，1997年以前的重庆，均指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市，不含万县市、涪陵市、黔江地区，提及1997年之后时指整个重庆直辖市，1997年以前的四川，指现四川省及重庆市，提及1997年之后时指现四川省）这些城市之间的差距非常小。

重庆虽然在当时只是四川省省辖市（尚未实施计划单列也没有明确为副省级），但其GDP总量高达58.44亿元，仅次于京津沪位列全国第四，甚至超过广州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广交会是中国和外界交流的最重要窗口，因而广州是彼时全国少有的有一定商贸基础的城市，但其总量仍未超过重庆（而且是不含万涪黔三市的老重庆），足见彼时以重工业和军工工业为主的重庆，在全国范围内的特殊地位。


  (图片摘自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)

除了京津沪，经济总量最大的十个城市只有7席，除广州、武汉、青岛外，剩余四席为四川省、辽宁省两个省份各占去两席，重庆、成都分列第四、第十，沈阳、大连分列第六、第九。而四川省的经济总量达到319.99亿元，超过江苏、上海和辽宁，位居当时全国第一，是四川和重庆在全国相对经济地位辉煌的顶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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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浙江，同样是外贸大省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，杭州和宁波经济总量持续攀升，杭州到上世纪末期只排在京沪穗深和天津、重庆、苏州之后，稳居全国第八，而宁波的排位攀升速度更快，1990年19位，1995年16位，2000年13位，2005年12位。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，宁波经济总量紧随佛山之后位列第十二位，亦领先武汉、成都、南京等。

在北方，拥有大港，制造业和外贸发达的青岛，经济表现相当坚挺。自80年代中期开始，青岛一度跌出GDP十强之列，到1995年的全国排位已降到13位；但九十年代后期青岛开始发力，重回全国第十，超越武汉、成都等，2008年青岛甚至一度反超无锡，跻身全国第九位。

沿海地区外贸城市的崛起，正是中国成为“世界工厂”历史过程的缩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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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北京

时至今日，在中小学的地理教科书中，中国的经济中心仍然是“上海”。但事实上，大多数人早已不再把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。除了GDP总量高于北京以外，北京拥有比上海更多的大企业总部，更庞大的金融资产规模，更多的上市公司和新经济企业……

但这一切，并不是凭空而来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上海和北京的差距远较现在更大。前文已经提及，1980年上海的GDP是北京的2.24倍，这个差值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缩小，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早期，京沪两地的发展速度几乎持平，总量比值大体维持在5:3的水平。而广州的增速远远快于京沪，因而广州和京沪两地的差距都快速缩小。

但到了九十年代后期，北京的增长势头和上海、广州出现了明显的分野。北京的增速明显超过了上海和广州。1995年，北京GDP相当于上海的60%，广州的120%；到举办奥运会的2008年，北京GDP相当于上海的79%，广州的135%。

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工业是最主要的产业部门，各地GDP的差别，主要就是工业产值的差距。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，以金融等为代表的服务业，以IT为代表的科技产业，其地位日益吃重。北京高度聚集的权力、资源和人才，快速转化为真金白银的GDP，这缩小的不仅是京沪之间的总量差距，更反映京沪两地经济影响力的此消彼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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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78年改革进程启动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，虽然农村改革已逐渐推开，但城市经济改革的重点仍然是巩固计划经济体制，核心是从毛时代混乱的“大轰大嗡”的运动式经济，转向相对典型的苏式计划经济，带有市场化色彩的口子仅限于广东和福建，特别是四个经济特区。1984年春，国务院决定沿海14个城市实施对外开放，当年秋，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，中国才开始全国性地从计划经济转向“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”。

正是基于上述背景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的变化，政府的资源配置，尤其是大型国有投资项目的安排，仍然是决定城市经济格局极为重要乃至最重要的因素。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，战备状态的解除，政府投资的投向更为均衡，“三线建设”时期高度集中在内陆的投资流向出现变化，这是八十年代中东部城市和内陆城市相对地位变迁的主要原因。

其二，对外开放开始成为影响城市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，典型地，广州GDP1981年超过重庆，1989年超过天津，深圳1990年GDP已排进全国前十五，和武汉、南京达到同样的数量级，1990年佛山、东莞经济总量之和已接近当时排全国第五的沈阳，而在1980年，佛山和东莞的经济总量加起来，还只有沈阳的四成。

其三，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开始扮演积极角色，典型的是苏州。苏州在1980年GDP总量排在全国第十三，在南京之后，而到1985年，苏州就超过南京、杭州排到了第八，1990年，苏州已经排到全国第七（实际上这也是苏州现在的位次，当时排在它前面的6个城市也只换了一个，深圳取代了沈阳），在整个南方已仅次于上海、广州、重庆，把成都、武汉都抛在了后面。苏州在八十年代的鹊起，主要得益于苏南县域经济在县域竞争中的快速崛起，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，苏州后来的大工业进程，其实是后话。

其四，不同城市的改革力度和经济活力，对经济位次变化的影响极大。前面已经提到，在1980年的起点，不同城市的差距是比较小的，由于当时各个城市经济绝对体量远小于现在，而经济的增长率以及不同城市增长率之间的差异远大于现在，所以城市格局短时变动更大一些。